顺德的自梳女,俗称“姑婆”,在珠江三角洲和东南亚的华侨社会,人皆知晓。昔日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国家的华侨社会,街上常见服饰别具一格的妇女:穿着大襟衫、黑绸裤,脑后拖一条长辫(到四十年代才陆续剪掉),她们大多数来自顺德各乡村,尤其是均安的居多。一般以家庭佣工为职业,买菜煮饭、洗熨衣服、家务清洁样样都干,并能做一手顺德风味的好菜,深受主人欢迎,一些商店也乐于请她们当“伙头”(厨师)。
她们来到东南亚已有悠久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;当时均安沙头村少女黄银欢,黄润金,黄就算,闻说到新加坡做工虽月薪数元,但也能积蓄支持家庭,遂于 1886 年结伴离乡别井,远渡重洋,经香港乘船在海上漂流半个多月首到南洋。此后自梳女不断的相率挚引,过埠谋生。至本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由于当时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,顺德蚕丝来陷于困境,大批女工失业。日寇占领后米价暴涨,人民惨遭浩劫,大批人流向海外,当时,已立足东南亚的自梳女就有二三千人之多。
同男子比较,妇女只身远赴异邦,生活上诸多不便。在陌生的环境中举目无亲,若遇失业或疾病更有颠沛流离之苦,为相互依存,三两姐妹只好共租一间房,这种居室俗称“咕哩房”,可暂作栖身,但这办法也难谋持久。当时 ,顺德人杨慕贞有鉴于此情,三十年代末在新加坡创设“桃园佛堂”,这是女界的佛教团体,供三宝佛,安关帝像。入堂手续简单,只要认做一分关帝会,便是堂友。堂内凡有失业,患病者可获得救济、治疗;若年老无依靠者,赖此安身;不幸逝世,涌经守夜皆由佛堂料理。这就成为自梳女的大家庭,入堂者甚众。
自梳女侨居海外,热心团结互助, 1949 年 7 月新加坡顺德同乡会成立初期,入会的均安乡亲 66 人,其中女性 55 人,绝大部份是自梳女。她们远涉千里,虽远居异域,却素有热爱乡帮传统。抗日时期,她们同各界人士一样,热烈响应遍布南洋各地的“华侨救国会”号召,勇跃捐输。在新加坡的一些自梳女甚至上街募捐,支持祖国抗战。当家乡遭受自然灾害,也积极参加同乡会的募捐活动,支持赈灾。
她们虽收入不多,但生活俭朴,凡乡中亲人婚丧喜庆,修建房屋,或生活困难,都得到她们的支持。由于经济上所处的地位,在一般家庭中她们是实力派,除父母叔伯外,就以她们为尊。其处事意见,有时父母也得让其三分。
因只身海外,她们年老丧失劳动力时,就携带平日积蓄,回乡投靠兄弟侄儿度晚年。 1970 年以来,回到顺德定居的就有 600 多人。按乡中习俗,自梳女是不能在母家逝世的,她们在国外的时候,就考虑要在乡建独自居住的姑婆屋,或由同村姐妹集资共建堂馆。如均安沙头村的“冰玉堂”,星槎村的“安乐园”都属此类颇为壮观的姑婆屋。其中一堂的门联写着:“安居娱晚景,乐此作家园”。当她们魂游极乐之时,就有所归宿了。姑婆屋的厅上安放先辈神主牌,香灯常在,过去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自梳女,还有收养干女儿作继承人。
顺德妇女“自梳”的风气始自清末,盛于民初,延续至整个民国时期。这是她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,摆脱神权、族权、父权、夫权束缚,决心独身生活的勇敢行为。本世纪初,蚕丝业的发展,顺德城乡女不论摘桑育蚕,或者缫丝织绸,都不愁没工做,且收入可观,这是当时顺德之所以有众多自梳女出现的经济基础。
在旧社会,顺德未婚女子不论年龄大小,也只能梳辫子,到结婚之日才能梳上发髻,从此逢年过节,或家有喜庆就梳起头髻,以别于未婚妇女。决心终生不嫁的人,选择良辰吉日,由“从嫁”(侍候新娘子的佣人)或亲人替她梳起发髻,点燃香烛,拜祭祖宗神祗,然后拜谢父母养育之恩,宴请亲朋,俗称“摆姑婆酒”,其全过程一如结婚之日,经过这样的仪式就正式成为自梳女了。
新中国成立后,实行男女平等,婚姻自由,“自梳”风气已彻底改变,昔日东南业的过埠“姑婆”,在当今华人社会,其踪迹也渐若凤毛麟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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